结盟于鱼——葛鸿桢画鱼_艺术家资讯_雅昌新闻

作者: 艺术  发布:2020-04-05

没有比中国文人对鱼的情结更深更复杂了。古人常说:临渊羡鱼、愧不如鱼,还有庄子濠上观鱼之乐的故事,更为人所乐道。因为爱鱼,所以对打鱼钓鱼也感兴趣,真正打鱼的人以渔为业,其实是伤害鱼,文人并不以打鱼为业,更不以钓鱼为业,但却常自称渔人、渔夫、钓徒,大概觉得这很文雅吧。我考察了一下,古代的文人雅士绝不去捕鱼,钓鱼应该是很容易办到的,也并不伤雅,而且还可以锻炼身体,据说相当于气功。但文人真正去钓鱼的也并不多,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称渔人、钓徒呢?而且还称烟波钓徒。我研究很久,才得出结论,因为人事关系相当复杂,入世也十分龌龊。争名、夺利、尔虞我诈,庸俗不堪。作为一个渔人,钓徒,便不和人打交道,仅和鱼打交道,这真是出离尘世,高蹈远引,山光水色,泉石啸傲,此人情所常乐而又高超绝俗。所以,自称渔人、渔父、钓徒便有高雅之意,便有与世无争之心,所以,古人画物常画捕鱼和钓鱼的题材,其中都含有这种意思,歌词有渔家乐、渔家傲、渔歌子也是这个意思。

不久前,翻阅一份书法报刊,见到有位作者愤愤不平地写道:如今的书家介绍文章千篇一律,被评者大名换成谁都可以。而且,多肉麻捧场之词,不能给读者丝毫的有益之启示。对此,笔者亦深有同感。故尔,笔者接受介绍葛鸿桢先生一文的任务时颇感为难如何去做才能不重蹈旧辙呢?好在葛鸿桢先生早已是一位成功者,必有一些独特的经验供我们去总结,假如这些经验总结得好的话,那么,我想文章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介绍了葛鸿桢其人,而更重要的是会给广大读者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鉴于此,本文特意题作《葛鸿桢启示录》,不知能获取读者的认可否?

苏州画家葛鸿桢,供职于苏州博物馆,对书法绘画颇有研究。他出生于鱼米之乡,长在水边,日有观鱼之乐;羡鱼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因结盟于鱼,养鱼、观鱼、搜集鱼的图画和化石,因观之而不足,夜复读之,继而挥笔写之。如宗炳之卧游,他从鱼中得到乐趣,因而他常画《鱼乐图》喻意娱乐、余乐。

一、从大家处接受启迪交游以广眼界

葛鸿桢画鱼本有笔墨上的根基,他在苏州前辈张辛稼、吴䍩木、张继馨等画家指导下,认真研究过笔墨技巧。继而他广泛地研究前贤画鱼的特点,其中,八大山人画鱼简洁明快,概括生动;虚谷画鱼,变形而有图案化,勾线稚拙,与其书法线条一致;恽南田画鱼,清新柔美;李鱓画鱼,生辣多侧锋;蒋彝画鱼,墨线多中锋;齐白石画鱼,用大笔挥洒,小笔勾点,苍润质朴多天趣;来楚生喜画鲢鱼,与荷花芦草类相配,又是一番景象;陈旧村画鲤鱼,写实、逼真,又吸收西洋画法;吴作人画金鱼,多用水,有清莹之感,在齐白石基础上有所发展。苏州几位画家画鱼多兼工带写,各有特色。当代画家画鱼多能吸收西法,葛鸿桢皆一一总结,择善而吸收之,他又特别注意到前辈画家取法自然,师心而不迹的精神。于是他更重视向自然学习,园林池潭的串条鱼、金鱼的游姿,小河溪、湖泽中的野鱼、杂鱼的动态、习性,甚至到了宾馆鱼缸中的鱼,动物园中的水族馆所养之鱼,以至电视电影中放映的海中鱼,他都认真观察,目识心记。

井底之蛙的成语故事人人皆知,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很多人一辈子都跳不出井底,那么,他们的见识之偏狭便可想而知。书法创作要以过硬的手上功夫为保证,但眼界的高低则决定着一位书家的艺术造诣。常言道眼高手低,其实,更多的情况还是眼不高手才低的。试想,把个不入流书家的作品奉为圭臬,并以此鞭策自己,那自己的水平又能高到哪儿呢?正像福建师大朱以撒先生指出的那样当一个时代把王羲之、颜真卿等大家视为无足轻重,而把一些中、小书家推向首要,显然是思考出了问题。

有笔墨技巧,有前人的经验,加之他对自然养鱼的研究,因而他笔下的鱼皆很生动自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家叶秀山曾撰文《描画出一个活的世界》专评他笔下的鱼(刊于《文汇报笔会》);苏州画家吴䍩木先生观看葛鸿桢书画展后接受了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说:八大山人善画鱼,但他的画与八大山人不同,八大山人画的很好,价值很高,我们苏州人也并不差,他(指葛鸿桢)各种各样鱼都画,有的鱼用浓笔画,能画出在水中的感觉,是不容易的,虽然用淡墨画也不容易,他都能画出水中趣味,应该说,他的画鱼将来是会很有特点的。吴䍩木先生的总结,是对一位中年画家的肯定,同时也有鼓励,我们希望葛鸿桢先生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这点上,葛鸿桢先生是幸运的。他刚刚接触书法,就得到老师邬西濠先生的正确引导;不久,又得到当地名家费新我、张辛稼、吴羊攵木、祝嘉等先生的谆谆教诲;一九七六年一月,与费新我、朱根寿一道赴杭州参加苏杭二市书法联展交流活动,开始交识沙孟海、刘江、马世晓、朱关田、闵学林等先生,其中于沙孟海先生处请益尤多,尔后,沙先生更时常馈赠墨宝给予鼓励;同年深秋,因唐山大地震,擅长章草的现代文化名人沈从文先生携家眷赴苏州避灾,得有机会前往请教,次年又得到沈先生馈赠章草墨宝三帧,并从跋语中看到沈先生对隶书与章草孰先孰后问题的独特见解;一九七七年,由尉天池先生介绍拜访林散之、萧娴两位大家,自此每有机会赴宁,必登门请教,林老赐书皆称他为学弟;一九七九年,在撰写论文《试论张芝草圣》(后改题《张芝创今草考》)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教授侯镜昶先生的热心指导;一九八五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得以师从欧阳中石先生专攻书法。由此可见,葛鸿桢在他数十年的书法生涯中,始终都把交游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这些交游中,有些大家对他言传的东西未必很多,但对他的影响却都是巨大无比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既然是大家(特别是其中人们已公认的沙孟海与林散之二位),他便代表了一种高度,是求学者测量自己水平高低的一把准尺,有些水平低下的人之所以自以为是,敢于称家称王,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无缘拜识真正的大家,以大家的高度来审视自己,发现自己的渺小,并时刻激励自己,不断提高自己。不在班门,有些人胆子特别大,到处弄斧,刚入选了一个展览、参加了一个协会就自称为书法家,刚发表了一两篇平平的书论文章就自称为书论家,且号称已达十万甚至百万余言,但让他们走近班门,会会大家,他们还敢如此狂妄么?当然不敢,大家的高度会让他们顿然自惭形秽。而一个虚心求学者,经常接触大家,不仅能从大家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能远离狂妄、远离浅尝辄止,一步一步地逼近既定的高目标与高境界。在我看来,葛鸿桢先生就是这样的虚心求学者,他的交游开阔了他的眼界,他的眼界又助成了他的脱颖而出。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南京师大

二、向书法史讨要真经继往独钟博取

本文作者陈传席曾任美国堪萨斯(KanSas)大学研究员,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美术学院兼职教授有著作二十二部。本文曾刊于菲律宾《商报》1996.6.20

有道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对书家来说,成功的道路当然也不会只有一条。有的书家根据自己的个性及其爱好,很早便选定某种碑帖或某种风格类型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目标,几十年如一日,不予旁骛,他的漫长岁月皆用于深化自己的最初选择,这样的书家如有相应的书外功作后盾,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书法模式来而名标青史。但另一类型的书家走的是讨百家米煮一锅粥的路子,如米芾那样先集古字后成一家。在书法史上,大多数书家都属于后一类型。也许葛鸿桢先生是个传统迷,他不仅对所有的古代碑帖及其风格类型都充满兴趣,而且还以占绝大多数古代书家的成才方式为楷模,坚定不移地博取百家之长,不断否定既有的风格模式,不断给欣赏者提供新的审美图式。他曾这样函告笔者:越是取法家数多的艺本家,可变性越大。创作本来就像一只魔球,你接受信息越多,变化的可能性越大,可能变出的式样也越多、本人不仅主张而且从实践上力争融百家之长,故不求早成固定面目,希望能晚成大器。

粗略回顾一下葛鸿桢的书法之路,我们将不难看出他的取法对象之广。启蒙期,他和大多数的书法爱好者一样,从颜体入手,兼习欧体、柳体与魏碑,打下了扎实的楷书功底。七十年代初期,转学行、草、隶,以赵孟頫、孙过庭、《曹全碑》与《华山碑》《鲜于璜碑》等为师法对象。七十年代中期,行书先是直取《兰亭序》,有半年多时问几乎每晚临习一遍;后是醉心黄庭坚,稍稍涉猎苏轼、米元章;又遵费新我先生之嘱攻章草,遵祝嘉先生之嘱攻《瘗鹤铭》。七十年代后期,复临孙过庭、黄庭坚、苏轼、米元章、张旭等行、草墨迹。八十年代初期,前后约有一年多时间专攻甲骨文、汉简与王羲之草书。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留意取法汉魏晋人墨迹。九十年代以来;又对明清诸家特别是吴门书派加以涉猎,同时取米元章作书风格为基调,创作了一大批劲健爽快的行书作品。变,变,变,一个时期一个重点,已成为葛鸿桢先生取法古代碑帖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每前进(创造)一步都得以后退(继往)两步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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